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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xt19530305 的博客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827 我的大学梦(二)  

2009-08-03 15:51:12|  分类: 知青回忆及作品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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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我的大学梦(二)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邢益农


    就在我收到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,我想起了自己在十三年前做过的大学梦,因此不胜唏嘘。我继续把玩这张纸片,又回忆起此后的经历……

    这时,我不由得想起了一句伟人的名言:“给我一个支点,我就能够撬动整个地球!”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狂妄,其实道理很简单。用老百姓的俗话说,就是:别给我机会,否则我就不是现在的我了!用当今时髦话说,就是:给点阳光,我就灿烂。那时我不敢和伟人比肩,可心中却有同样的心思。这不?证明我有实力的机会来了,录取通知书到手了,我不是“得逞”了吗?

    想到这里,我便欣然提笔,给我的好友高鸿企写起信来。

    我和高鸿企是中学同学,我们情同手足,一起在六十团六连同甘共苦多年。所以我要把上学的喜讯告诉他,让他知道我没有辜负兄弟们的期望,我终于用事实证明了我的能力。

    其实,告诉他们这件事情,并不只是让兄弟们分享我的喜悦,我还另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。我想通过他们的嘴,让全团上下那些知道我的人们,包括喜欢我和讨厌我的所有人们都知道:我邢益农通过公平竞争,堂堂正正地考上了大学!

    现在想起我的这封信,心里觉得很好笑。这封信我没有底稿,也忘记了具体的内容。不知道高鸿企是否保存了它?依稀回忆起这封信的口气,我就觉得有点儿“还乡团”的味道,好像通篇都在念叨:“我胡汉三又回来了!”

    如果严肃地检讨一下我写信的动机,我得承认,那时我有严重的心理疾病。不是神经病或是精神病,也不是什么抑郁症或狂躁症,没有那么严重。只是阴暗心理比别人严重。我像常人那样,有了怨气就想发出来!不想把它埋藏在心底。样板戏里不是有这么一句戏词儿吗?“仇恨入心要发芽。”所以我不想让怨气“入心”,所以要发出来。在发怨气时,我就常常会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,在组织的培养下应该具有共产党人那种忍辱负重的高风亮节。

    我在给高鸿企写信的同时,其实还给团里一位主管政工的领导写了内容基本相同的信。明面上我是在向曾经的领导们“汇报”我离开六十团以后的“进步”情况,实际的意思是想给他们一点儿“恶心”,给他们添堵。

    说是“小人得志”也行,说是“穷人乍富”也行,说是“快意恩仇”也许更贴切。总之我是在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态下,给领导写了这封信。可是在邮局投寄的时候,我的“高风亮节”突然觉醒,并战胜了我的“阴暗心理”,我就把它撕毁了,没有寄出。所以那位领导同志没有直接领受我的“汇报”。

    我当时的想法是:怎么可以跟组织上叫板呢?还是给领导留些面子吧!这就说明我当年在黑土地上训练出来的“武功”还没废,在我离开兵团三年零七个月之后,我依然保留着“狠斗私字一闪念,在灵魂深处闹革命”的“优良传统”。

    我的“武功”虽然没有完全撂荒,但是已经打了折扣。要不我怎么把给高鸿企的信付邮了呢?

    不知道是因为那“武功”从根儿上就有问题,还是我操练不得法,总之我从下乡之前就入了门儿,在兵团又辛勤操练了那么多年,你们也看见了,回北京之后也没有忘了它,可这私心杂念、阴暗心理什么的,就是无法去根儿!而且每到关键的时候它们就会跳出来捣乱!

    我不知道其他共产党员们,尤其是与我同龄并一起在“文革”洗礼下入党的那些人是否都和我一样?还是只有我这个人没有“修炼”到家?

    我在六十团有很多朋友,但是我却偏偏要给高鸿企去信,这是因为我在三年零六个月之前曾经接到过他的一封信。

    那是1974年7月底的事情。那时我刚刚回到北京,还没有分配工作,正赋闲在家,而且心情十分沮丧。有一天我接到了高鸿企的来信,他向我介绍了这一年团里召开推荐工农兵学员动员大会的情况。他告诉我,团领导在会上点了我的名,批评我在去年招生时不服从分配,在团里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。还要求广大知青们以我为鉴,不要重蹈我的覆辙云云。这消息犹如火上浇油,本来就情绪恶劣的我差一点儿把肺都气炸了!

    记得去年(1973年)我拒绝八一农大的录取时,曾经找过这位团领导。

    这是下乡以来,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团领导零距离接触。我这个人只讲究实力,不讲究“关系”,过去是不懂人情世故,现在懂了却又不屑为之。我的立身信条里就有很多这样的警句,比如:不为五斗米折腰,比如: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,等等。所以我只在连队里苦干,从不到团部去找首长。我相信,是金子总会发光,是锥子总会出头,所以偶尔到团部办事或开会,即便见到了那些领导,我也从来不会主动趋向前去打招呼。大家都是同志,没有讲究繁文缛节的必要!

    这回,我之所以主动去找团领导,是因为有一件事情拿不准,必须听听领导的意见。

    我拿不准的事情是,我拒绝招生分配,算不算不服从组织分配?如果算,那我只能乖乖地去八一农大报到;如果不算,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回连队继续“耪”我的大地。我那时已经在“思想上”和“组织上”都入了党,这点儿党性觉悟还是有的。

    正因为有了党性,又搞不清招生分配和组织分配的关系,所以我必须找权威人士问清楚,咱不能一不留神就犯错误啊!

    在他的办公室里,我开门见山:“×××,如果不服从招生分配算不算我不服从组织分配?”

    需要说明一下,这里的×××三字,不是那人的名字,而是姓氏加职务。我很有教养,还没有狂妄到面对领导而直呼其名的程度。

    “当然不算!想上学的人很多,你不愿意去,可以把机会让给他们嘛!”领导的回答很痛快。

    “我是党员,一个党员不服从招生分配算不算不服从党组织的分配呢?”我又追问了一句。

    “那也不算!招生分配和党组织的分配是两码事,不能混为一谈。这件事情很清楚,上不上学是你个人的自由,党组织不会干涉。”

    “那我如果不去上学,组织上还会信任我吗?”我仍然不放心。

    “小邢啊,你这个小同志真罗嗦!只要你好好干,组织上为什么不信任你呢?”

    这句话倒让我没词儿了。后来我又“罗嗦”了几句,经过再三确认后,注意到人家领导啧有烦言的表情,才结束了谈话。

    距离那次谈话才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,和我谈过话的这位团领导在大会上公开点名批评我(是批评还是批判,由于高鸿企在信里语焉不详,所以我无法判断,只能“从轻”叙述)!这位领导还用我这点儿烂事儿来“镇唬”我的同类们!

    看完高鸿企的信,我怒火中烧!但这并不妨碍我琢磨那位领导。我没有想明白,也就不敢妄自确定他为什么会如此健忘?

    我心烦意乱,在家里无法发作,也无法排遣。

    我信步来到了三环路上。那时的三环路还很荒凉,出了和平里,路的两边就是庄稼地。我坐在路边的大杨树下,又掏出了那封信。我在反复阅读,想从字里行间找到相反的信息。我不想相信这样的事实,但是我又无法推翻它。最后,我徒然地放下了那几页轻飘飘的信纸,心中却无法承受信纸上那沉甸甸的内容。我的鼻子酸了,我的眼睛湿润了,呆望着泪眼前的青纱帐,我的脑海里便现出了我的1973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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